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1958年2月底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 表述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 力争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在计划指标上体现为“超英赶美”的赶超战略。 一般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和地位是解释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主要因 素，大跃进的发动似乎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考察1957年的政治经济形势，就会发现另 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即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实际上会内生出大规 模放权和开展地区间竞争的要求，作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手段。这 种要求只是以自上而下的放权过程体现出来的。 党内的反反冒进与党外的反右运动相呼应，抑制了与中央不一致 的言论和思想。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被认为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 性”，贯彻中央加快发展速度的思路。在实践上，1957年的经济速度放 缓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局势构成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基本背景。 自1958年初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全面下放权限，这是新中国历史 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放权的变革。在行政管理方面，将原已虚化的大行 政区重新加强，成立了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北、西南7个大 协作区，要求其分别建立大型的骨干企业和经济中心，形成具有完整工 业体系的经济区域。此后不久又要求其下属各省也力图建立独立的工 业体系。在企业管理方面，开始大规模下放中央直属企业，与1957年 的9300多个中央直属企业相比，1958年中央直属企业只剩下1200多 个，下放了88％，其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下降到13．8％(当 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84)。同时，各企业的自主性和管理权也迅速增 加。国家对企业管理的指令性指标由原来的12个减少为4个，企业的 财权和人事权也迅速扩大。在财政体制方面也进行了巨大的变动，地 方的财政收入从“以支定收、一年一变”的体制变为“一定五年不变”的 体制，同时地方的收入基数和支出权限也迅速增加。与这些方面的权 力下放相配合，建立起了“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规定各省 市自治区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可以安排本地区 的建设投资和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公共事业项目。在这种形势下，“二 五”时期国家的工业生产计划中只剩下产品产量指标，“一五”计划中的 其他五种指标都被取消了。基建计划也只管当年的投资和主要建 设内容。工业产品中国家计委统一管理的产品种类也大幅减少。中央 直接征收的财政收入比重，1959年下降到只占财政总收入的20％。在 生产的其他方面，如基建审批权、物资分配权和招工计划权也都全面下 放，地方基本可以自主基建投资，中央统配和部管物资从1957年的532 种减为1958年的429种、1959年更减少为285种 ；职工人数和城镇居民数量大幅度增加。